一座小城与一所大学

日期:2020-01-10 05:58:43 | 人气:

  英国《自然周刊》1945年10月的某一期中,刊发了一篇题为《贵州和广西的科学》的文章,其中有这样的一段线公里的湄潭,是浙江大学活动的中心。在那里,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,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、苏步青教授,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、王淦昌教授。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。”这篇文章的作者李约瑟,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,他先后两次到过西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,给予这所大学极高评价,也使湄潭为世人所知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湄潭这座西南小城与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,也因此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清晨的湄潭县城。沿着一条名为浙大东路的大街前行不远,就进入了一个不大的广场,入口处的标牌上写着“浙大西迁文化广场”,一些老人在晨练。在这座遥远的西南小城,这样的地名显然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子。自西向东穿过广场,我在尽头的湄潭文庙前停住脚步。对我来说,这个故事起始于这一座文庙。

  从广场地面走上十多级陡峭的台阶,来到文庙的正门大成门。文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建筑,坐东朝西,典雅庄重,颇有气势。门口右侧悬挂着黑色的匾牌,镌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“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”,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手书。

  抗战烽火中,从1940年到1946年,浙江大学曾经西迁贵州遵义、湄潭、永兴办学,度过了七载春秋。此处便是当时的浙江大学办公室和图书馆的旧址。

  迈过大成门的台阶,进入一个正方形的天井。地面用大块方石板砌成,被岁月风雨侵蚀,已经是黯淡斑驳。周边摆满了各种盆栽,郁郁葱葱。从这里,可以望见建筑的整体格局——大成门、南北庑、钟鼓楼、大成殿、崇圣寺,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别建于五级平台上,依着后面的山势而次第升高。新宝5注册向前走几步,便是正殿大成殿,上方匾额上的字是“万世师表”。这里到处是雕梁画栋,屋脊上的飞檐和宝瓶,檐柱上的花草祥兽木雕,柱础部位的鱼龙石雕,无不精致而典雅。

  陈列馆共分六个展厅,分布于南北两庑和大成殿中。一面面墙壁上的图片和文字,一个个玻璃柜中的实物,再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。

  1937年7月7日,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2月,侵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,浙江危急。为了给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,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和家属,携带两千多箱图书和仪器,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。在辗转六省、数易校址后,最终落脚在遵义、湄潭及永兴三地。

  阅读有关浙大西迁湄潭的资料时,我曾经读到这样一段描写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小城风景:

  黄昏时分,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青瓦,由南北二街和西街组成的丁字形的、被弯环如眉的湄江河轻轻环抱着的湄潭县城,桐油灯次第亮起来,一盏一盏的,一户一户的,闪烁着,闪烁着,倒映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,交相辉映,如梦如幻,形成了一座无比灿烂的历史的天空……

  照片上看,竺可桢个头不高,身材瘦弱,一双眼睛明亮而含着笑意,炯炯有神。这位籍贯浙江绍兴的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,和他的乡亲鲁迅一样,骨头是硬的,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着刚强执拗的意志。

  竺可桢的名字是与浙江大学连在一起的。这不仅仅是说他是那一时期的浙大校长,而是整个浙江大学的今天都与他密切相关。

 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,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。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科学界的他,本意是希望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,但实在推辞不了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。上任伊始,他就礼聘到三十多位教授,到当时尚属寂寂无名的浙大任教。他认为,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,教授人才的充实是治校之首要。而他的清廉人品、广博学识和至诚的情谊,也是教授们愿意前来的重要原因。

  竺可桢上任还不满一年,抗战全面爆发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、复旦等一批国立重点大学,奉民国政府之命,由中央财政拨款,迁往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。浙大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,办学经费极为有限。当时有不少大学解散,浙江大学也可以选择这条路,但竺可桢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办下去。他们决定将浙大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乃至乡村,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有机地结合,为日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播下科学文化的种子。在这种战略性理念的引领下,他们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。

  浙大西迁的历程,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。西迁不是一步完成的,而是分成几个阶段,浙大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落脚:迁离杭州后,首先来到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、建德;第二次西迁,至江西吉安、泰和;第三次西迁,到了广西北部的宜山……随着战局的变化,日寇的步步紧逼,不得已一次次朝着更为遥远的大后方迈开脚步。

  一路颠沛流离,饱经磨难。要躲避敌机轰炸,要照顾老幼妇孺,要保护图书仪器……师生们饥寒交迫,备尝艰辛。因为条件差,缺医少药,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。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,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,成为他内心巨大的创痛,贯穿了此后数十年岁月。但在整个西迁过程中,他却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,支撑了、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行。

  浙大师生们克服千难万险,在两年半的时间里,几经辗转迁徙,横穿江南六省,行程2600公里,最终自1940年5月起,先后在贵州北部遵义、湄潭、永兴三个相邻的地方立足。这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,因为其线路和几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,数十年后被人们誉为“文军长征”。

  浙大在黔北扎下根后,整整七年中,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,竺可桢殚精竭虑,费尽心血。浙大人生活的依靠,人身安全的保障,都被他羸弱的身躯顽强地承担起来。当进步学生被军警特务抓捕后,他承受着当局的压力,想尽办法前去营救,保护他们不受伤害。

  他高尚的人格魅力、渊博的知识和治学理念、勇于任事和担当的精神、对人的信任和爱护等,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,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紧紧团结在一起,众志成城,所向披靡,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

 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,曾经是浙大的学生,他的记忆里就有湄江河边的茶馆。几十年后他回忆说:“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。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。白天到茶馆看书、做习题,泡上一杯茶,目的是买一个座位,看一天书,茶馆再闹也不管。”茶馆里坐满了各色茶客,说书声、聊天声、笑骂声,嘈杂盈耳,而李政道丝毫不受干扰,埋头沉浸在自己的物理学世界中。

  他的老师们,这个时期过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。浙大教授们住的大都是破旧的庙宇、楼房,没有电灯,点的是桐油灯。家具极少,无非几把破旧的桌椅。没有自来水,只能去江边或井里打水。

  陈列馆中的一个展厅里,有一张照片,是苏步青教授和他的七个子女。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作朝贺寺的破庙里,在旁边开出一片荒地,种了半亩的庄稼,收获的红薯蘸着盐水吃。苏步青曾赋诗写照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半亩向阳地,全家仰菜根。曲渠通雨水,密栅远鸡豚。”

 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,夫人吴月琴喂养了一只山羊,挤奶给丈夫和孩子们增加营养。王淦昌出门上班时,经常牵着它,放在山坡上吃草,自己则在实验室里教学和科研,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“牧羊教授”。有一天,山羊在野外吃草时,被野狼叼走了。学生和当地百姓到处寻找未果,凑钱又买了一只。

  让目光以此为基点,再向前回溯。1938年11月19日,对浙大是个重要的日子。当时学校尚在广西宜山安营扎寨,还没有搬来湄潭。这一天的校务会议上做出决定——将“求是”作为浙江大学校训。这两个字是竺可桢校长多次强调过的。几个月后,他在对浙大一年级新生做讲演时,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:“求是的路径,中庸说得最好,就是‘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’”,“求是精神,就是奋斗精神、牺牲精神、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,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”。

  在那样烽火连天、险难迭出的时刻,他们何以会有心思研究并决定这样一个看起来是“务虚”的议题?随着对那一段校史的深入了解,我想我越来越理解了:黑云压城般的日子,尤其需要寻找一种支撑的力量。

  也是在这次校务会议上,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创作了浙大校歌,为全校师生共同高唱。歌词颇长,语辞古雅。“大不自多,海纳江河。惟学无际,际于天地。”开头两句,有对学子们的殷殷期待,而结尾的一句“树我邦国,新宝5注册天下来同”,则联系着国家强盛的伟大梦想。

  这样的校训和校歌,从西迁途中唱起,一直唱到黔北的山和水之间。就像好钢必须要经过淬火一样,这种艰难的处境,锤炼了浙大师生们的精神魂魄。正是凭依着这样的精神,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。两千公里的云和月,七个寒暑的风与霜,是不断的历练,是反复的加持,让他们的人格更加强壮超拔。

  于是,在歌声缭绕的田野上,一粒粒种子发芽,抽枝,长叶,终于生长为一棵棵茁壮葳蕤的大树,树冠庞大,枝叶纷披,生机盎然。

  几十年后回顾起来,李政道愈发感激这段时光。在湄江河边的这座小城里,他夯实了自己作为一座世界级学术楼厦的地基。

  在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,李政道多次提道: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,就是来自束星北教授。因为早早显示出了物理学天赋,他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及时的关怀指导。他记得,住在县城西边物理系所在地双修寺时,束北星多个晚上来找他聊天,鼓励他在学科领域深入研究:“政道,物理学上有许多奇迹等你去创造,努力吧!”他永远记着恩师这些充满期待的话,连同他高大的个头,一口洪亮的苏北口音,这让他不论走在哪里都备受瞩目。

  同样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,还有原子核物理学家程开甲。在束星北的指导下,程开甲完成了毕业论文《相对论的STARK效应》,那年他才23岁。毕业后他当了束星北的助手,并连续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。正是在湄潭,他建立了家庭,并为大女儿取名“小湄”,纪念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地方。多年后的1960年,他接受秘密使命,扎根西北大漠数十年之久,为新中国第一颗和氢弹试验成功,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置身荒凉干燥的无边瀚海的漫长岁月中,他一定会经常回忆起那一座西南小城的青翠湿润。

  那一片广袤的西北沙漠里,也留下了一位程开甲当年的老师、曾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王淦昌的足迹。王淦昌和束星北被并称为浙大物理系两大台柱,束星北喜欢在课堂上与人争论,经常同王淦昌争得面红耳赤。但观点的分歧,丝毫不影响两人深厚的情谊。

  在湄潭期间,王淦昌潜心研究,写下了一篇名为《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》的论文,1941年10月寄到美国《物理学报》。几个月后,美国教授阿伦根据这一建议进行了实验,获得巨大成功,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,命名为“王淦昌·阿伦实验”。此后,有“之父”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,根据这个成功的实验,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王淦昌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并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,在将近二十年时间内,隐姓埋名,断绝与外界的联系,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。他和曾经的学生程开甲都获得新中国“两弹一星功勋勋章”,受到隆重表彰。

 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、著名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卢鹤绂,1942年就发表了重要论文《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》。1945年8月,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消息传来,卢鹤绂当即向师生们讲述“从铀分裂到”的原理。次年,他正式发表《从原子能到》一文。由于的研制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,没有蛛丝马迹向外透露,因此他被外国学者称为“第一个揭示秘密的科学家”。

  西迁时期的科研成果,并不限于物理学领域,各个学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。这是随手拈来的一系列著述,作者名字和课题内容都足够响亮:数学系苏步青的《影射曲线概论》,陈建功的《三角级数论》;生物系谈家桢的《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》,贝时璋的《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》;工学院钱令希的《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》;农学院卢守耕的《水稻多收栽培法》……

  学术成就,是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。七年间,在远离战火、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,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中,秉持“教育救国、科学兴邦”的理念,浙大取得了巨大进步,凭借其惊人的学术成就,异军突起,由一所普通高校变为著名学府,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。

  展厅之一的一面墙上,有两张醒目的照片,让参观者们停下脚步,举目凝视。照片分别题为“时为教师的两院院士”和“时为学生的两院院士”,是亲历过西迁办学、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单,照片上一边是每人的头像,一边是简要介绍。我数了一下,一共有54位,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。

  在贵州的山野间行走,其山重水复的独特地貌,往往会让人忽略了距离。自县城乘车出发,没有多长时间,就到了郊外的一个处所。几排古旧的青砖房屋,久经风雨剥蚀,墙壁色彩黯淡,记载着岁月的沧桑。连接房屋的水泥道路,不少地方虽然被修补过,仍然难以掩饰破碎的痕迹。

  这里是一个“中国茶工业博物馆”,陈列了多种数十年间制作和加工茶叶的工具和设备。它的前身,便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实验茶场。

  湄潭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茶叶,自古就以盛产好茶而名世,有上万亩茶海。当年民国政府经过考察,在此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实验茶场。浙大迁来后,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基地,培植新品种,研制茶叶制作的工艺,并专门从杭州请来制茶师傅。湄潭茶叶能够成为今日贵州的一大名牌产品,享誉全国,与浙大在此期间的工作密不可分。

  这是当年浙大师生写下的有关茶叶的学术论文:《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》《湄潭茶树病害之研究》《采摘期与采摘方式对茶叶含单宁量之影响》……涉及到茶树栽培、病虫害防治、茶叶品种研究和茶叶加工制作、茶叶生化成分测定、茶园土壤矿物质元素分析等众多方面。在核物理学等高精尖的学科之外,浙大对民生领域更是贡献突出。

  除了茶叶外,浙大对当地的水稻、蔬菜、玉米、棉花、水果种植等都有切实的扶持。在湄潭城郊建立了200亩浙大农场,在湄潭和永兴分别建立畜牧试验场等,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。“教育救国、科学兴邦”的浙大理想,得到了实实在在地践行,促进了当地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。

  这一点,仍然可以追溯到浙大校训“求是”的宗旨。校长竺可桢要求学生毕业后,“不求地位之高,不谋报酬之厚,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”,用自己的学问和本领,担当大任,服务社会。所有这些科研和劳作,都是对于这种崇高理念的生动印证。

  中央实验茶场的场长刘淦芝,也是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。在公余或新茶试制成功时,他经常邀请竺可桢校长和一些教授来茶场小聚,或品茶赋诗,或评论时局,兴之所至,海阔天空。茶场也培育出了“龙井”茶叶,碧绿醇香,与西湖龙井不相上下,一盏在手,让浙大教授们有置身钱塘江畔的感觉。他们组织了“湄江吟社”,旨在陶冶性情,切磋诗艺,相互砥砺,抒发感情。

  诗言志。他们分韵赋诗,写下了许多诗篇,其中有品尝新茶的感受,有苦中作乐的豁达,有对本地风光民俗的赞美,有对时局动荡的忧虑,有对东海之滨校园故地的思念。

  这些出色的诗句,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情感档案。真切诚挚的情感,寄寓在高超的诗艺中。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,他们不但成就了巨大的事功,还培育涵养了自己卓越的人格魅力。这种魅力,仿佛一缕清幽的茶香,氤氲飘荡,沁人心脾。

  位于湄潭县城北面的湄江河上,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桥。桥长一百多米,有七个卷孔桥洞,故名七孔桥。桥下面,有一处状如柳叶的狭长的江心岛,被称为白鹤洲。岛上浓荫蔽日,茂竹万竿。每当夕阳西下时分,便有成千上万的白鹤、鹳雀等从四面八方飞来,盘旋,栖息在枝丫上过夜,第二天一早又成群结队飞走。当年,浙大师生们经常伫立桥上,观察百鸟归林的奇景。

  毕业于浙大研究院生物学部、后又执教于浙大附中的周本湘,在为浙大附中创作《毕业歌》时,触景生情,写下了一首《江城子》:

  骊歌一曲别情长,藕丝香,燕飞忙。回首春风,桃李又成行。天下兴亡俱有责,愿此去,莫彷徨。

  云程健翮及时翔,应难忘,耀炎黄。缺补金瓯,重聚在钱塘。留得他年寻旧梦,随百鸟,到湄江。

  这首词,抒发了历届毕业于湄潭浙大附中的同学们浓烈的爱国、奋进和惜别之情,因此广为传唱。

  抗战胜利,1946年秋天,浙大师生离开他们称为“第二故乡”的遵义、湄潭、永兴,回到离别多年的西子湖畔。岁月的脚步匆匆不息,过往的日子如同烟云飘散,但在黔北山野中度过的每一天,都会在每一位亲历者那里,留下深深的记忆。那些青春的梦想和激情、奋斗和拼搏,已经化作他们生命的浓重底色,成为他们人生征程中的不竭动力。

  我读到一册资料汇编,是当年的浙大学生数十年后对那段生活的回忆。这些文章作者,如今分散于全国各地,其中不少人居住在欧美多国,但田垄间怒放的野花、竹林里飘散的炊烟、晚霞中金光荡漾的河水、教室里激情澎湃的吟诵和歌唱,却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好记忆,镌刻在灵魂深处,永远不会褪色。

  在湄潭,我数次看到三五成群的浙大年轻学生,十分活跃地交谈讨论,甚至是激烈地争论。从谈话的内容得知,他们是来这里进行暑期调研和实习的。

  望着他们,我想到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的前辈们。在我眼前,历史和现实,昨日的光荣和今天的梦想,通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,接续和叠加起来。